孫中山談“統一”:元朝統一中國 還幾乎統一歐亞

2011-12-30

    核心提示:孫中山通過總結中國曆史,深刻闡明了國家統一的悠久傳統,他說:“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乎統一歐、亞兩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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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源:《學習時報》2011年12月12日第9版,作者:周勵恒,原題:《孫中山的史學觀》

作為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的史學修養很高。梁啟超曾說:“孫逸仙他雖不是個學者,但眼光極銳敏”。這是對他曆史見識的稱讚。著名史學家白壽彝也說:“孫中山在領導AG亚游集团、宣傳革命的偉大貢獻中,就包含他對一些曆史問題的精辟論述。”孫中山對曆史知識的運用,對史學的重視,發人深思;他關於史學的諸多論述,至今仍具有寶貴的價值。

    孫中山自幼受到良好的經、史教育,青年時期雖然以醫學為專業,但曆史書籍一直是他用功閱讀的。他的同學何允文回憶道:“總理在博濟習醫時,宿舍中藏有自置之廿四史全部。同學每嘲笑其迂腐及虛偽,以為其購置此書不是攻讀,隻供陳設之用而已。一日,我抽其一本,問以內容,不料總理應付如流,果真每本都讀過。”據上海孫中山故居藏書目錄統計,僅1918年至1924年這段時間內,孫中山所藏曆史類圖書就達116種。他的題詞、論著、書信乃至演說中所表現出的深厚的文史功底,由此可以得到解釋。

    孫中山認為,從事社會革命,進行社會改革,必須懂得曆史。他說:“鑒前事之得失,示來者之懲戒。”“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曆史。”他的革命思想的形成與幼年時聽太平天國的故事有直接的關係。他在與日本友人宮崎寅藏談話時說:“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長大後事,然革命之最初動機,則予在幼年時代與鄉關宿老談話時起。宿老者誰?太平天國軍中殘敗之老英雄是也。”1902年,孫中山希望劉成禺研究和著述太平天國史,並說:“太平天國一朝,為吾國民族大革命之輝煌史”。1904年劉成禺寫成《太平天國戰史》一書,孫中山為之作序。他站在反滿革命的立場上,將“逆”改為“反滿英雄”,為洪秀全等人翻了案。孫中山在稱讚太平天國民族革命思想的同時,對其皇權意識及危害則有清醒的認識。他說,太平天國失敗的“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班人到了南京之後,就互爭皇帝,閉起門來自相殘殺”。並告誡道:“從前太平天國就是AG亚游集团的前車之鑒。”“唯尚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因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李大釗精到地評論說,孫中山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國民族革命的係統,而把那個時代農業經濟所反映出來的帝王思想,以及隨著帝國主義進來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淨盡”。

    孫中山通過總結中國曆史,深刻闡明了國家統一的悠久傳統,他說:“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乎統一歐、亞兩洲。”“更向上推到唐朝、漢朝,中國的各省沒有不是統一的,由此便知中國的各省在曆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他堅定地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曆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AG亚游集团能作為一個國家保存下來,盡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

    正是認識到曆史的重要性,孫中山對曆史教育和曆史編纂極其重視。

    首先,他對中國悠久的史學之曆史有獨到見解。他說,人類社會的曆史,比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長得多,“有人類遺跡憑據的石頭”已存在二百萬年。而文字產生後,才有嚴格意義的曆史記載出現。“曆史是用文字記載來的,所以人類文化,是有了文字之後才有曆史。有文字的曆史,在中國至今不過五六千年”。曆史記載最早是由史官承擔的。他說:“自唐虞賡歌颺拜以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孫中山還強調史官據事直書和修史機關獨立的重要性,認為這是中國的一個優良傳統:“中國曆代編纂國史之機關,均係獨立,不受他機關之幹涉,所以示好惡之公,昭是非之正,使秉筆者據事直書。”

    其次,他重視設館修史工作。1912年民國成立甫始,孫中山即批轉胡漢民請設國史院的呈文,同意盡快建立國史院,並提出指導性意見。1916年,他向黎元洪推薦章太炎出任國史館館長,說“民國既設國史,以求實錄”;“以文所見,則章君太炎碩學卓識,不畏強禦,古之良史,無以過之,為事擇人,竊為最當”。

第三,在公務員選拔考試中,把曆史學及與曆史學有關的內容看得非常重要。如1924年,孫中山在廣東革命根據地頒布《考試院組織條例》,規定在文官選拔中,史學科須考的內容:史學原理、地理學、史學研究法、社會學、史學史、中國史、世界史、考古學、言語學、人類學及人種學等。從考試範圍來看,其中既有曆史基礎知識又有史學的理論和方法;既有曆史學內部的重要門類,又有與曆史學有緊密聯係的學科。可見,要求是相當高的。

    第四,主張編纂史書,要堅持“信史”原則。1904年,孫中山在為劉成禺《太平天國戰史》所寫的序中,就提出了“用昭信史”的著史原則。1912年,他在批轉胡漢民請設國史院呈文時,又強調撰寫中華民國開國“信史”的重要性:“民國開創,為神州空前之偉業,不由信史,何以焜耀宇內,昭示方來。”1917年孫中山為趙公壁《同盟演史》撰序,讚揚作者“以俳體寫當時信史”,認為信史的意義在於“可以勸於今而信於來”。1919年,他複函《國史前編》主編蔡元培、張相文,再次強調“信史”的編纂要求。他說,編纂國史“關係至重,亦不宜倉卒速成。要須經以歲月,幾經審慎,是非昭然,事實不謬,乃足垂諸久遠,成為信史耳”。隻有這樣的曆史著述,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才能流傳久遠。

    第五,關於史料廣搜博采的原則。史料是編撰曆史的基礎。史料缺乏,就談不上信史。對於史料,孫中山主張廣搜博采。劉成禺研究太平天國史時,他建議劉氏“搜羅逸文”,並“參考英、日各書,中國野史及官書”,以彌補文獻資料不足的缺憾。他重視采用海外資料,如他指示劉成禺,以英人伶俐的《太平天國》兩大冊和日人曾根虎俊的《滿清紀事》“為基本”,撰《太平天國戰史》,因為兩書“多目擊之”,可信度較高。1919年他建議修撰《國史前編》要注意運用海外資料:“至其詳細,當從海外各地再行收集材料,乃可呈采。”此外,他認為“家乘”也是重要的史料,因為封建時代所修官史中沒有民史的內容,“若裏居、生歿、婚異,凡為群之眾,非家乘一無所稽焉”;關於百姓社會生活方麵的記載,“家乘所詳,視官史且信”。因此,他認為,家史可以補國史之闕。

    孫中山雖非專業史學家,但他關於曆史學的這些建議都是非常精辟的。

    孫中山的遠見卓識,與他善於汲取曆史智慧、重視曆史學作用的史學觀,是密不可分的。應該說,他的史學觀,也是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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