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AG亚游集团元勳 革命目的為爭取民族獨立

2011-04-09

核心提示:避免“瓜分”、“共管”的厄運,爭取民族獨立,無疑是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的又一基本內容。盡管這個課題在他的闡述中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但它仍然是民族主義的主旨。孫中山是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刻踏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全部活動始終具有強烈的救亡色采。興中會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因此,這個團體的任務就是“集會眾而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典我中夏”。
孫中山的名字與AG亚游集团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這個偉大的曆史人物和這樁偉大的曆史事件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多方麵的、本質的內在聯係。
做為光輝的民主革命先驅者,孫中山的主要業績就是領導了AG亚游集团。做為正規的民主革命運動,AG亚游集团的劃時代意義以孫中山的活動為標誌。難以設想未曾領導AG亚游集团的孫中山,不可思議沒有孫中山領導的AG亚游集团。這是客觀存在的曆史事實,無可置辯。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卓越政治、思想代表。他首先提出了比較自覺的、係統的民主革命綱領,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孫中山所倡導的三民主義無疑是最先進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變革方案。它在解決近代中國民主革命所麵臨的中心課題——獨立、民主和富強方麵,較之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維新派的綱領優越得多。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獲得了三民主義的指導,方才具有了比較完全的意義,從而,跨越了鴉片戰爭以來長達半個世紀的準備階段”。
孫中山也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傑出領袖。一八九四年冬,他在檀香山組織了第一個革命小團體。十年後,他創建了統一的、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這個具有近代形態的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有其不可比擬的優點。農民階級的秘密結社固然難於望其項背,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學會”也不可同日而語。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領導,是正規的民主革命得以實現的重要因素。AG亚游集团,就是由同盟會所領導。
孫中山又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從事的“戰爭事業的堅決倡導者。他把反清武裝鬥爭當作當時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始終重視革命暴力的作用,既擯棄了資產階級維新派的上書、請願方式,又超越了局囿於皇權主義的農民戰爭。孫中山關於武裝鬥爭的理論和實踐有著重大意義,反映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特點——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為了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國,必須訴諸革命的暴力。摧毀了清帝國的AG亚游集团,實質上是一場全國範圍的武裝鬥爭。
孫中山還是共和國的真正締造者和捍衛者。他在武昌起義後全國半數以上省份獨立的時刻返回祖國,建立共和國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他立即被推選為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組建和主持了設在南京的臨時政府。在短暫而又困難的三個月裏,他力求對鞏固共和製度有所建樹。當著AG亚游集团的成果被袁世凱及其後繼者攫奪後,他又舉起了旨在捍衛共和國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的旗幟。在這種意義上,革命元勳孫中山的活動是與AG亚游集团的全過程相始終的。
怎樣看待孫中山與AG亚游集团的關係,如何評價孫中山在AG亚游集团中的曆史地位和作用,近年來國外出版的一些有關著作在這方麵表述了值得注意的看法,而這些觀點對國內的某些研究也有一定的影響。一般說來,這類見解的共同點在於,否認孫中山在AG亚游集团中的首要地位,貶低孫中山對AG亚游集团的重大作用。從具體內容考察,這類主張約可分為兩種:一種意見否定AG亚游集团的根本性質,認為這場運動不外是“改朝換代、“假革命或“不純粹的絕對主義的變革,實質上,是“新洋務派即軍閥、立憲派和同盟會派三種資產階級政治勢力要求建立獨自的政權的一種變革。在這三派政治勢力中,“擁有最進步的生產力,並提出了最具體、最係統和最現實的政權變革或政治革命’的構想,且又形成及保有在社會上和地方上最大的政治影響力的是立憲派。因此,“武昌起義到民國成立期間,在他們領導下,聯合了同盟會派和土著的舊勢力共同建立起新政權(省軍政府——南京臨時政府)”①[橫山英:《AG亚游集团研究覺書》。參見第六章——“所謂AG亚游集团”,廣島大學文學部1976年版。].由此可見,孫中山當然不是這幕史劇的主要角色。另一種意見承認AG亚游集团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領導的,但否認孫中山居於首要地位和起著重大作用,因為在這個曆史時期的不同階段往往存在著超過孫中山的其它人物,如興中會時期的楊衢雲、同盟會階段的黃興和民國初創時刻的宋教仁。持有上述觀點的學者認為AG亚游集团三十年來的有關論著對孫中山評價過高,以致形成了新正統派”、新孫中心學派”——所謂新”者,有別於國民黨的舊日正統派”②[謝文孫:《AG亚游集团中文論著選目評介》,參見導論”,斯坦福大學1975年版。].對於這種有悖於曆史真實的見解,顯然是不能苟同的。不僅由於它們的依據往往是片麵的、表麵的乃至虛假的素材,還因為它們涉及到有關孫中山和AG亚游集团的許多基本問題。本文的主要任務就在於通過有關方麵和問題的闡發,確認孫中山在AG亚游集团中充當了第一小提琴手”。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曆史,就是中國近代史①[《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637頁,人民出版社1968年北京版。]從鴉片戰爭開始,資本——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結合,使得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對外沒有獨立;對內沒有民主和富強。中國人民麵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實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為了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而鬥爭”②[《毛澤東選集》,第660頁。].近代中國任何進步的、革命的階級、集團和個人都必須承擔這樁曆史的使命,而一切真正的社會變革則定要以爭取獨立、民主和富強為其內涵。
馬克思在論述歐洲十九世紀中葉的革命運動時指出:“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身任務的。”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4頁,人民出版社1961年北京版。]這種觀點具有相當普遍的意義:社會思想的變革往往成為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先導。近代中國社會生活就呈現出這種狀況,而在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活動中顯示得更為清晰;前所未有的形勢和任務迫切要求相應的思想、綱領和方案,為“除舊布新提供精神的準備。
圍繞著獨立、民主和富強的課題,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承擔者分別作出了答案。農民階級提出了素樸的鬥爭綱領,進行了多次起義和戰爭。資產階級維新派傳播了社會變革的方案,作出了付諸實現的嚐試。它們的活動具有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性質,因而產生過進步的作用,但又由於對曆史課題缺乏完滿的回答,所以它們的活動依然停留在民主革命的準備階段。
做為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卓越政治、思想代表,孫中山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第一次提出了帶有共和製度要求的綱領。與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方案相較,他所倡導的三民主義完滿地回答了曆史的課題,自覺地順應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資本主義化的趨勢,把民主革命推進到正規階段。毫無疑問,AG亚游集团就是以三民主義為其指導思想的主流。
民族獨立和解放是近代中國的最主要課題。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具有首要的性質,因為“在現階段的中國社會中,……以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為最大的壓迫,因而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凶惡的敵人”①[《毛澤東選集》,第627-628頁。].同時,多民族的清帝國內部還存在另一種民族壓迫:以滿洲貴族為首的統治集團推行的民族政策,造成了它同漢族及國內其它少數民族的矛盾。兩種不同的民族矛盾又是錯綜糾結的——外國侵略者把以滿洲貴族為首的統治者當作殖民主義的社會支柱,以滿洲貴族為首的統治者則把侵略者引為靠山。近代中國社會交織著雙重民族矛盾:在對外意義上是備受侵淩的半殖民地;在對內意義上又是滿洲貴族“宰製於上的民族牢獄。
“……民族解放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正義或博愛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6-657頁。人民出版社1974年北京版。].——馬克思在論述愛爾蘭民族鬥爭時所作的斷語,完全適用於近代中國社會。正是這樣,農民階級曾為解除民族壓迫而鬥爭。從義和團號召滅洋的揭帖到太平天國呼籲同心協力掃蕩胡塵的檄文,就是他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國內民族壓迫的素樸綱領。農民階級的鬥爭沉重打擊了侵略者和以滿洲貴族為首的統治者,但曆史的、階級的局限——表現為綱領中的籠統排外傾向和種族主義、大漢族主義雜質——畢竟妨礙他們完成民族解放的雙重任務。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活動幾乎是伴隨著民族危機的深化而趨於高峰的,維新運動具有強烈的救亡色彩。維新派的代表人物竭力喚起人們的民族意識,並使他們認清愛國與社會變革的內在聯係。康有為確信中國已經處於危亡階段,我今無土,無兵,無餉、無船,雖名為國,而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唯敵之命,聽客取求。雖無亡之形而有亡之實也”①[康有為:《統籌全局折》,《戊戌變法記》,第1卷。].譚嗣同發人深省地高呼:君獨不見越南乎!君獨不見香港乎!……殷鑒不遠,覆車在前,吾人益不謀自強矣!”②[《譚嗣同全集》,第101-102頁。]唐才常痛夫西人之訕我、詬我、病夫我,表示發指眥裂,涕頤交唾,欲刺刃言者而後快也”③[唐才常:《覺顛冥齋內言》,第4卷,第15頁。].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他們一致認為必須立即進行社會變革:變法而強,守舊而亡。”④[康有為:《統籌全局摺》。]隻要對侵略者示以可以自保之機,則其謀可立弭,……其禍可立弭⑤[梁啟超:《戊戌變法記》,第1卷。]他們是愛國者,君子們的激越呼聲促進了救亡和變革的高潮。但他們不了解帝國主義的本質,看不出殖民主義是列強的必然對外政策,因而片麵地把民族危機完全歸咎於中國的不自振日即於亂亡”①[康有為:《第五次上皇帝書》。《戊戌變法記》,第1卷。],客觀上掩蔽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甚至相信維新運動會得到某些文明的西方國家的支持,以致認為治標者,即聯英日之謂”②[唐才常:《覺顛冥齋內言》。第4卷,第25頁。].這種無異於與虎謀皮的主張,實際上背離了禦侮救亡的主張。在對待國內的民族問題上,維新派大都對以滿洲貴族為首的現存政權采取妥協態度。他們完全抹煞客觀存在著的國內民族矛盾,倡導滿漢合作,主張不必種族革命而可以得政治革命”③[梁啟超:《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新民叢報》,第91號。],以服務於他們在政治上的保守原則。維新派雖然意識到民族危機的深重,並把救亡圖存與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變革聯係起來,但在對待帝國主義和以滿洲貴族為首的清朝政府的態度上,則是農民階級以暴力反抗民族壓迫的反動。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有著嶄新的內容和形式。他承接過廣泛存在於農民和下層社會分子中間的“民族思想,而又淘汰了——如同李大釗所指出的——“籠統的排外主義”和宗法”色彩。他因襲了維新派把民族獨立與資本主義化聯係起來的觀點,但卻拋棄了妥協的傾向——主要是“滿漢合作的口號。當然,孫中山更為重視的是“竭力從歐美吸收解放思想。他把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自由口號和林肯的“民有主張攝入民族主義,將它們理解為反對民族壓迫和實現民族獨立。
反滿,力求推翻以滿洲貴族為首的統治是孫中山在清末所倡導的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毫無疑問,這種觀念構成他的最初革命意識的主要因素。興中會的誓詞規定了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宗旨。同盟會又在宣言中重申了同一課題,宣稱:滿洲政府,窮凶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①[《孫中山選集》,上卷,第69頁。]孫中山還在許多著述中反複闡明了反滿的意義,駁斥了保皇派的妥協謬論。這是合乎邏輯的現象。一方麵,在剝削製度下的多民族國家必然是建立在一個民族,更確切地說,是建立在該民族的統治階級對其餘民族的統治上麵。它們就是民族壓迫和民族運動的最初產生地和主要舞台”②[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附錄,第592頁,人民出版社1953年北京版。].以滿洲貴族為首的統治集團所推行的民族政策雖然日趨溫和,但並未能排除民族壓迫的因素。另一方麵,以滿洲貴族為首的清朝政府越來越成為侵略者在華殖民掠奪的社會支柱——既以自身的腐敗為侵略者欺淩中國提供了可能性,更在後來充當了列強的奴隸總管。所以,戰鬥的民族主義不能缺乏反滿的主題。事實上,這個口號在當時起了不容否認的動員作用。
避免“瓜分、“共管的厄運,爭取民族獨立,無疑是孫中山所倡導的民族主義的又一基本內容。盡管這個課題在他的闡述中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但它仍然是民族主義的主旨。孫中山是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刻踏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全部活動始終具有強烈的救亡色采。興中會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踵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因此,這個團體的任務就是“集會眾而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抒此時艱,典我中夏”③[《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9頁。].義和團運動被鎮壓後,孫中山進一步意識到形勢的嚴重性:“……天下列強高唱帝國主義,莫不以開辟疆土為心,亞洲土地幾盡為白種吞並。今所存者,僅亞東之日本與清國而已。”①[《國父全書》,第390頁。台北1963年版。]他認為必須避免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的屈辱,拯救中國出於國際交涉之現時悲慘地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革命為唯一法門”——“非革命無以救垂亡。在著名的《民報發刊詞》中,他明確地把“外邦逼之和“異種殘之並列為民族主義“殆不可須臾緩的原因②[《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1頁。].至於如何避免瓜分”、共管”厄運呢?孫中山的答案是明確的:非先倒滿洲政府。”③[《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1卷,第1019頁。]他也象維新派人士那樣把帝國主義的侵略歸咎於“政府不振作也,人民不奮發也,以為“苟我發憤自雄,西人將見好於我不暇,遑敢圖我。不過,孫中山卻從這裏引申出了“反滿”——否定現存政權的重要結論。
以“五族共和做為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準則,構成孫中山倡導的民族主義的另一方麵內容。他堅持以民主主義精神處理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關係,認為任何民族不得享有特權,也不應當受到歧視和排斥,而必須實現各民族之間的平等。滿族也不例外,一視同仁。他一向把“民族革命是要滅盡滿洲民族的主張視為“大錯”④[《孫中山選集》,上卷,第74頁。].革命黨人的“反滿口號的內涵“並不是恨滿人,是恨害漢人的滿人。對於滿族“不以複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⑤[《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1卷,第96頁。].在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國以後,國內各民族立於平等地位”,在昔之受壓製於一部者,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⑥[《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2卷,第82頁。].隻是由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始終未能真正列入議事日程,所以沒有得到充分闡述。
孫中山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倡導的民族主義,不可避免地受到曆史的、階級的局限。主要表現為沒有提出反帝的口號,缺乏明確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帝內容。僅僅提出避免“瓜分、“共管厄運的主張,並在很大程度上把這樁首要任務歸結到“反滿鬥爭中去,不但不能科學地反映近代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實際,而且難免導致對帝國主義的輕信和幻想。“反滿的口號不可能包涵反帝的巨大內容。以滿洲貴族為首的清朝政府的崩潰決不意味著帝國主義侵略的杜絕。其次,民族主義也存在著大漢族主義——種族主義的因素。過於強烈的反滿”色采不僅是不當的,而且衝淡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任務。但是,民族主義無愧於那個曆史階段的戰鬥旗幟。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民族矛盾,集中了人民群眾擺脫民族壓迫的意願,概括了民族鬥爭的任務,把民族解放運動提到新的高度。
反對封建專製主義,建立民主共和國,無疑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主要課題。封建主義同人民大眾的矛盾在各種社會矛盾中也居於主要地位,正如毛澤東同誌所譬喻的:“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其中一座“叫做封建主義”①[《毛澤東選集》,第1102頁。];近代中國“主要就是少了兩件東西,其中“一件是民主”②[《毛澤東選集》,第725頁。].在清代,“宰製於上的是“皇帝和貴族的專製政權。廣大群眾呻吟於封建暴政的桎梏下,完全沒有權利。以民主主義取代封建專製主義不僅是人民的願望,而且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反對封建主義,爭取民主的鬥爭成為民主革命的主題。民主主義則構成先進思潮的主流。
農民階級曾對封建專製主義做過衝擊。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苛政,“造為妖魔降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在封建專製主義枷鎖的“協製下,“士女皆哭泣道路”①[楊秀清:《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太平天國史料》,第1集。].同時,他們還表述了具有某些樸素平等因素的社會政治思想。太平天國後期的著名領袖洪仁玕是個對西方了解較多的知識分子,他在《資政新篇》中提出了帶有民主主義色采的政治方案。然而,他們的眼界都不可能超越“皇權主義,擘劃出嶄新的社會政治製度,完成“革故鼎新的任務。
資產階級維新派十分熱衷於社會政治製度的變革,把它當做自己活動的中心內容。他們積極地引進了“西學,廣泛傳播了社會變革的思想。這種思潮甚至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一些先驅者在那時就已意識到社會變革的不可避免性。龔自珍深感已臨“末世,必須“更法,“改革”②[《龔自珍全集》,文集,上卷,“乙丙之際著議七。].另外還有少數經世派的人物開始從妄自尊大和閉關自守的迷夢中醒來,把探究的目光投向世界。魏源以公”字讚揚非世及”的美國總統選舉,用周”字稱道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的議會製,認為聯邦憲法”的章程可垂奕世而無弊”③[魏源:《海國圖誌》(壬寅一百卷本),外大西洋墨利加洲總敘”。],發出“一變古今官家之局的感喟。盡管他的意圖主要在於“不悉夷情不可以籌遠,但這種對西方國家政治製度的肯定性介紹,仍是向傳統的封建專製主義的衝擊,並成為後來仿效西方政治製度的先聲。當劇變的時代把更多的維新人士推上政治舞台後,社會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昂。他們傾心於“君主立憲,認為“虛君共和是最理想的完美製度。
鄭觀應——他是孫中山青年時代的朋友——遍覽世界各國政治製度後,確信“君主者權偏上於,民主者權偏下於,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①[鄭觀應:《盛世危言》,第1卷,議院”。].這種頗合於中庸之道的政治原則為絕大部份改良派人士所接受和闡發:陳熾讚頌“泰西議院之法”②[陳熾:《庸書》,外篇,下卷,“議院。];陳虯要求在中國建立通上下之情”的議院③[陳虯:《治平通議》,“救時要議。開議院。];何啟、胡禮垣更在《新政真詮》中對議會政治做了具體的探討④[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三編,參見“新政論議。].隨著維新運動走向高潮,康有為和他的同道們把君主立憲”提上議事日程。他認為中國大病,首在壅塞”,即君臣之間、臣民之間和大小臣之間的隔絕”。並繼這種溫和的批判後開出兩味靈丹妙藥——“議院”和憲法”。他確信古老的中國服食了這兩劑藥石後將會大變:天下奔走鼓舞,能者竭力,富者抒財,共讚富強。君民同體,情誼交孚。中國一家,休戚與共”⑤[康有為:《公車上書》,《公車上書記》。].在這幅“猗歟盛哉的景象中,革命的威脅將不存在,君主“……必有泰山盤石之安,聃彭之壽,堯舜之譽”⑥[康有為:《戊戌奏稿》,“進呈法國革命記序。].經由自上而下的變革以提高自由派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地位和權力,就是康有為的政治方案的實質。隻是在秘不示人”的《大同書》中,他才給渺茫的未來勾勒了總政府及區政府皆民選”的民主政治輪廓。梁啟超高唱過申民權”的調子,相信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唯民之從,而吾中國亦未能獨立而不變”⑦[《飲冰室文集》,上,政治類,第23頁。].但是,必先興紳權”才是他的著眼點。
所以,梁啟超還是對君憲製唱出“君權與民權合,則情易通的讚歌。在一整代維新黨人中間,真正具有“衝決封建網羅氣質的譚嗣同的政治觀念閃爍著民主主義光采。他尖銳地抨擊封建暴政,認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指出君主並非神聖不可侵犯,隻不過是人們推舉出來的“專司其事者,不稱職的“天子可以更換,並從此5引申出一個政治結論:衝決君主之網羅”①[《譚嗣同全集》,第4頁。].然而,對他說來最具現實性的還是紳權”——“既不能興民權,亦當畀紳耆議事之權。……夫苟有紳權,即不必有議院之名,已有議院之實矣”②[同上書,第307頁。].改良派的政治觀念在封建專製主義長期君臨的曆史條件下有著重大的啟蒙意義,成為近代中國民主主義思潮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階段。
以太平天國為高峰的近代農民起義和戰爭沉重打擊了封建暴政,但不可能否定君主製度——不論是在實際意義上,還是在思想意義上。資產階級改良派要求改變封建專製主義製度,但也沒有突破君主製度的藩籬。然而,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化要求以共和國取代封建專製製度。曆史的需要迫使孫中山進行艱苦的探索,舉起政治革命”的旗幟。他承襲了農民戰爭的武裝反清傳統,而又摒棄了君權主義。改良派重視社會政治變革和仿效西方的觀念給他以深刻影響,但卻未能使他局囿於君主立憲”的藩籬和漸變”的方針。當然,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才是孫中山熔鑄自己政治思想武器的主要素材。他把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平等”口號和林肯的“民治主張攝入民權主義。歐美的“共和製度、“代議政治則被視為——特別是在政體方麵——可資效法的楷模。此外,古代中國的某些政治思想和製度也在他的政治方案中留下了痕跡。
揭露和批判封建專製主義是民權主義的重要內容。腐敗透頂的清王朝業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壓抑了生產力的增長;剝奪了人民的起碼的權利;推行了思想鉗製政策。為了推翻清朝政府的統治,必須剝除封建君主製度的神聖不可侵犯性。還在孫中山剛剛踏上革命路途時,他就同現存政權決裂,指責統治者是“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①[《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9頁。].
稍後,他進一步指出廣大人民在封建暴政的壓榨下無異於“被困於黑暗之中,因為他們對國家大事“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即使“身受冤枉也是“無所呼籲;而“國家之法律更“非人民所能與聞”②[同上書,第22-23頁。].在對西方國家的政治製度做了更多的考察後,孫中山以民主主義為武器全麵批判了封建專製製度:“侵犯AG亚游集团不可讓與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財產權:“壓製言論自由:“不依照適當的法律程序而剝奪AG亚游集团的各種權利。……他認為封建專製製度是野蠻而愚蠢的,決非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必須根本改變以千年專製之毒而不解”的社會政治狀態,代之以符合時代精神的民主立憲”。
經由“國民革命途徑推翻封建暴政,建立共和國,是民權主義的主要內容。當實際生活使得孫中山認識到“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後,他就堅持以革命暴力摧毀清朝政府。在他看來,“由滿洲人將國家加以改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實行改革必然會使統治者“喪失他們現在所享受的各種特權”③[同上書,第59頁。].孫中山還告誡人們切勿為“滿清政府偶而發布的改革詔旨所迷誘,更不要上甘充“萬劫不複之奴才”——保皇派的當。歸根結蒂,武裝反清鬥爭才是埋葬清王朝的途徑。至於“國民革命在“建設方麵的內容,就是創立一個“平等、“民治和“國民的國家——資產階級共和國。興中會已把建立合眾政府”做為奮鬥目標,這種表現在簡陋形式中的共和製度的要求無愧為近代中國正規的民主革命綱領的雛形。從一九三年開始,孫中山在日本、南洋、美洲和歐洲各地所聯係和組織的革命團體(如希爐的“中華革命軍和美洲的“致公堂)都把“建立民國做為政綱①[《警鍾月報》,1904年4月26日;馮自由《華僑開國革命史》,第59頁。].同盟會則明確宣稱:“唯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隻以驅除光複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同時,對未來的共和政體概述如下:“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製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重申“敢有帝製自為者,天下共擊之”②[《孫中山選集》,上卷,第69頁。]
在封建專製主義盛行達兩千年的中國社會裏,嶄新的共和製度難免被許多人視為激進的、缺乏實現基礎的政治方案。為了論證共和國為今日中國所必需,孫中山不得不批評和駁斥各種懷疑和反對的論調。他批判了“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因而政治改革“殊難望其速效的觀點,指出由於中國得以在“政治革命中借鑒西方,所以能夠較快地實現共和製度,正如機器的仿造遠速於創製③[同上書,第66頁。].對於認為今日中國隻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為共和”的主張,孫中山從取法乎上”的原則加以反駁,強調中國決不可因襲西方的陳舊的君主立憲製度,而一定要采用更先進的共和製度。好象引進鐵路時不要最初粗陋之汽車”,必須購入“最近改良之汽車”①[《孫中山選集》,上卷,第66頁。].當時還流行著“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不足,斷不能行共和製的說法,孫中山在據理批評時承認“數千年專製之毒,深中乎人心的事實,但卻指出這種狀況不是“不能行共和之製的原因,而是急需“行共和之製的理由。他以“幼童將欲入塾讀書為例反問道:難道能因其“不識字而“不可使之入塾讀書嗎?正確的回答應是“惟其不識字,故需急於讀書也”②[同上書,第155-156頁。].孫中山對於各種反共和論調的駁斥利於民主主義的傳播,這種批判是十分機智的。
同民族主義一樣,民權主義也存在著曆史的、階級的局限性。缺乏深刻的、徹底的反封建內容,顯然是民權主義的主要缺陷。孫中山認為隻要推翻體現了“封建帝製的“惡劣政府,民權主義的“破壞任務就算大體完成。沒有理解“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③[《毛澤東選集》,第17頁。].因而,也就未能把鬥爭的鋒芒進一步指向“專製政治的基礎。其次,民權主義提出的“四萬萬人一切平等,不過是“法律麵前的平等,並沒有具體的、實際的保證。事實上“主權在民的原則是不可能在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真正實現的。此外,孫中山對西方“共和製度的無保留的傾慕也妨礙了他的眼界。但是,民權主義——它是三民主義的核心——無疑是近代中國民主主義思潮的高峰。帶有共和製度要求的民主革命政綱的出現,顯然是社會政治、思想領域中劃時代的變革。在此以前,人們或者以為推翻清廷的目的在於複興漢族帝國——“反清複明;或者以為溫和的君主立憲方案可使中國複活,而不必否定曆史悠久的封建帝製。在此以後,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了先進的共和政治方案。與之相應,群眾的鬥爭也就“轉變為自覺的民主運動”①[《列寧全集》,第15卷,第157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北京版。].這樣,AG亚游集团所達到的成果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不僅是清朝政府的覆滅,也是中國封建帝製的終結。即使後來出現過“稱帝和“複辟,都注定了是一幕短促的醜劇。
力謀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中國由貧弱臻於富強,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重大課題,吸引了一切誌士仁人的目光。因為,社會經濟領域中的貧困和落後狀況日益嚴重。追根溯源,基本原因在於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榨。帝國主義侵略的經濟觸角雖然在客觀上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某些條件——分解著封建主義的經濟;把中國卷入世界市場的漩渦。但是,它們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②[《毛澤東選集》,第632頁。].因此,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桎梏。其次,封建主義也是阻撓中國近代化的又一主要障礙。清朝政府本身就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而它所維護的封建土地所有製則是中國貧困落後的根源。可見,中國的富強離不開獨立和民主。然而,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也有賴於國家的富強。在這種意義上,一切先進人物都把祖國的富強當做夢寐以求的目標。任何進步的社會運動,也不能忽視這個主題。
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曾對封建主義的社會經濟製度(主要是土地所有製)采取否定態度,並且提出了較為完整的社會經濟方案。洪秀全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表述了素樸的經濟平等——平均觀念,認為在彼此都是兄弟姐妹的人們之間,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存爾吞我並之念”①[洪秀全:《原道醒世訓》,《太平天國文選》。].後來,《天朝田畝製度》更以農業社會主義的思縷編織成一幅烏托邦圖景:在平分土地、“豐荒相通的基礎上,做到“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②[《天朝田畝製度》,《太平天國文選》。].顯然,這是與狹小落後的生產方式相聯係的農民的理想,它既在破除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意義上具有民主主義因素,又在背離近代中國的經濟趨勢的意義上具有空想倒退的傾向。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比較明確地提出學習西方國家社會經濟的主張,稱讚彼得大帝和日本實行的歐化”,認為西方的技藝精巧”和邦法深宏”頗資仿效,要求發展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興器皿技術”,興寶藏”,興車馬之利”,興銀行”,興市鎮公司”和興郵事”等等。同《天朝田畝製度》的命運相似,《資政新篇》也未討諸實現:前者是由於它自身具有空想倒退的一麵,後者是因為它缺乏相應的社會基礎。農民,隻要還是農民,不可能自行提出和實施較為自覺的資本主義化綱領。這不僅是由於小農眼界的局限,還因為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和與之相應的生活方式是對農業社會主義天國”的否定。農民階級切望擺脫剝削和貧困,但不能完成這樁曆史任務。
資產階級維新派十分熱衷於社會經濟問題,他們渴盼著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使得他們震驚。康有為悲歎中國經濟命脈的喪失:“土地、鐵路、輪船、商務、銀行,唯敵之命,聽客取求。薛福成則為殖民掠奪的惡果而扼腕:“洋商所贏之利,當不下三千萬。以十年計之則三萬萬。……無怪乎近日民窮財盡,有發發不可終日之勢也。”①[薛福成:《籌洋島議》,商政”。]馬建忠表述了同樣的觀點:“數十年吸中國之膏血,官商貧富,無不仰屋而歎。”②[馬建忠:《適萬齋紀言紀行》,“論洋貨入內地免厘。]鄭觀應則列舉了侵略者的貪婪行徑:挾全力以俱東,爭開口岸,勒定條約,設領事以資保護,屯兵舶以壯聲威。或勒免關卡厘稅,或侵占小民生計,取求無厭,要挾多端,必遂其欲而後止。”③[鄭觀應:《盛世危言》(增訂新編),第3卷,“商務(三)。]
至於清朝政府的“不自振作和壓製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也招致了他們的溫和的批評。維新派不敢認真觸動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桎梏——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卻希圖在現存社會秩序下實行改革而致國家於富強。他們以為清朝政府一旦改弦易轍,對工商業力為保護,先講種植製造,次講販運銷售,……使中國所需於外洋者,皆能自製,外國所需於中國者,皆可運售。而又重訂稅則,厘正捐章!務將進口之稅大增,出口之稅大減,則漏卮可以漸塞,膏血可以收回。”④[同上。]但在涉及封建土地所有製的重大課題時,他們幾乎一致表現出保守態度。維新派反對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社會革命”——“土地國有主張,把民生主義的罪狀臚列為“四端:“社會革命終不可以現於實際,而現矣,亦非十數百年之內所能致,一也;行土地國有於政治革命時,同於掠奪,二也;利用下等社會必無所成,而徒荼毒一方,三也;並行之後,無資產之下等社會握權,秩序不得恢複,而外力侵入,國遂永淪,四也。”⑤[改良派詆毀民生主義的“四端,是朱執信在《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一文中所概括。梁啟超的《雜答某報》,則是這種謬論的代表作。]隻是在遠眺未來時,譚嗣同才確信終須達到均貧富地步”⑥[《譚嗣同全集》,第444-445頁。].康有為則認為凡農工商之業皆歸之公,舉天下之田地皆為公有,人無得私有而買賣之”①[康有為:《大同書》,第240頁。],有待於遙遠的大同之世”。他們的這種觀念並無實際意義,不過是借以美化自己從事的鬥爭的狹隘內容”。維新派的帶有普魯土式的道路”色采的社會經濟綱領無從實現,因為近代中國的維新運動夭折於頑固派的屠刀下。
孫中山倡導的民生主義因襲了農民階級的某些樸素的經濟平等觀念,但又摒除了絕對平均主義。他接受了維新派把中國的富強同資本主義化密切聯係起來的思想,卻又拋棄了他們維護現存社會秩序(包括封建土地所有製)的主張。西方的社會經濟思想給孫中山以深刻影響,他十分讚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著作。“資產階級土地國有論者亨利·喬治的學說被他認做社會主義,相當大量地吸取到土地國有”——“平均地權的方案。此外,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乃至古代中國的某些經濟製度和思想也在民生主義中留下了痕跡。
民生主義的內容較為複雜,但“不外土地與資本問題。土地問題在民生主義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地盡其利,曾是孫中山早期著述中的主題之一。不過,當時尚未觸及土地製度的變革問題。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流產後,孫中山在流亡歐洲期間認真考察了資本主義製度,才知道“國家富強,民權發達的西方世界“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土和“猶有社會革命運動,於是複在民族、民權主義之外“采取民生主義”②[《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72頁。].一九○三年後,孫中山所聯係和組織的革命團體已把平均地權”列為綱領之一,當時的平均地權”主張還沒有明確和完滿的內涵。耕者有其四”的思想似乎仍占重要地位。他在同梁啟超、章太炎討論土地問題時一再表示過必能耕者而後授以田,直納若幹之租與國,而無複有一層地主從中脧削之。”①[梁起超:《雜答某報》。《新民叢報》第4年14號。]認為“夫不稱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貢徹不設,不勞收受而回自均”②[章太炎:《●書》,定版籍”。].不過,亨利·喬治的影響已經日趨明顯。同盟會的宣言”完整明確地表述了平均地權”的內容: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歸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從共享。……敢有壟斷以製國民之生命者,與眾棄之。”③[《孫中山選集》,上卷,第62頁。]從“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內涵看來,孫中山顯然充分借取了亨利·喬治的“單一稅方案和約翰·穆勒的土地國有論的素材。
民生主義中的土地綱領的內容大致如下:“核定天下地價為“第一步,即要求土地所有者“自己報告地價。“自樹不會造成以多報少“或過抬地價“的弊病,因為報價高則納稅重,報價低則納稅輕,兩者相權,雖不得不出於平“④[《總理遺教》演講“,第49頁。].其次,照價收稅“——”貴地收稅多,賤地收稅少“⑤[同上書,第14頁。].再次,”照價收買。這個環節包括雙重涵義,其一,國家實行”土地征收權以懲罰少報地價的土地所有者;其二,即是”土地漲價歸公。孫中山認為”土地漲價歸公對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一方麵,得以防止地主”不勞心,不勞力,無思無維,坐享其成。因為地價上漲是由於”社會進步發達,而”社會進步發達則為”眾人之勞力致之,所以,地主的不勞而獲實為”天下不平之事。①[《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1卷,第561頁。]另一方麵,則可使得社會發達”和公家愈富”。土地漲價歸公”在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方案中居於關鍵地位,困為”地價是資本主義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價值’成為人民財產’,也就是說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權交給國家,或者說使土地國有化“②[《列寧全集》,第18卷,第165頁。].這才是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方案的真諦,孫中山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指出:”平均地權,不是把土地”從實分配:”土地國有,也非將土地”盡歸所有
孫中山認為“平均地權”——“土地國有”方案是建成社會的國家”的主要措施。在他看來,這種土地綱領能夠防止社會的瘡疸——“壟斷”。他震驚於大資本”、托拉斯”兼並吞噬多數人民之資財”的現象,深為富者極少,貧者極多”的狀況而憂慮,並把壟斷”、貧富懸殊”的形成歸結為西方國家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即地價的迅速上漲結果為私人獲得。同時,這種土地綱領還會給社會全體成員帶來福祉,因為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福的國”③[《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2卷,第78頁。].此外,改善農民的狀況也是他的土地方案的主旨之一。孫中山在同宮崎寅藏談及“平均地權觀念的成因指出:“吾若非生而為貧困之農家子,則或忽視此重大問題亦未可知。”④[宮崎寅藏:《孫逸仙傳》。《建國月刊》,第3卷,第4期。]他始終認為:欲求解決農民自身問題,非耕者有其田不可。”⑤[風崗及門帝子:《三水梁燕蓀先生年譜》,上卷,第123頁。]與土地綱領相聯係,資本乃是民生主義的另一主要課題,促使中國近代化,是青年孫中山的最初理想。《上李鴻章書》中所提出的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和貨能暢其流”的四點要旨,實質上是溫和的資本主義化方案。當他意識到任何真正的社會變革必須采用強迫”手段時,就把近代化同民主革命聯係起來,堅信革命運動會掃除各種各樣的桎梏,為社會經濟的長足發展提供廣闊的天地,孫中山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始終確認近代化是曆史的必然趨勢——“中國亦將自行投入實業漩渦中。蓋實業主義為中國所必需,文明進步,必賴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實業主義行於我國必矣!”①[《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1卷,第672頁。]他比民粹派的思想家們優越得多,沒有在資本主義麵前表現出恐懼和傷感。而是現實主義地“承認生活所強迫他承認的東西,批評了那種“寧肯停滯而不要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複古,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他在民主革命浪潮高漲的日子裏滿懷希望地瞻望未來,相信“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兩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②[《孫中山選集》,上卷,第65頁。].因為在新生的共和國內,將會“開放對外貿易,修建鐵路,開發“天然資源,人民“日漸富裕”③[同上書,第62頁。].甚至在AG亚游集团後的十分困難的時刻,孫中山還在《實業計劃》中為中國近代化描繪了一幅藍圖。
在有關發展社會經濟的途徑和方式上,孫中山提出了頗具特色的“節製資本和“國家社會主義(亦稱“集產社會主義)的主張。“節製資本觀念萌蘖甚早,AG亚游集团後得到充分的闡發。主要內容為限製私人資本的經營範圍:“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甚至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①[《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1卷,第555頁。]“國家社會主義”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節製資本”的補充——“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物,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②[同上書,第2卷,第127一128頁。]在孫中山看來,節製資本”和國家社會主義”是十分理想的實業化”道路。一方麵,它得以避免文明的惡果”,鑒於歐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見”,所以在實施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同時,又采用這種手段以“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壟斷是可怕的災難,因為,“一國之需要皆取給於數托拉斯,一國之民生權遂為數托拉斯所握。”③[同上書,第136頁。]另一方麵,它又是迅速擺脫“不發達狀態和實現近代化的有力手段。孫中山以鐵路和煤礦為例,指出“少數富豪投資,全社會受其製裁,價格之高下,不得不聽其壟斷。不能推廣,難以發達。反之,“如能合全國之資力,分頭開采,並多鑄鐵路,以便轉運,能如是則民富矣!”④[《總理全集》(黃季陸編),“演講乙,第1頁。]所以他反對私人占有的“托拉斯,但卻稱讚“人民公有的“托拉斯,因為“大公司能節省浪費,能產出最廉價品物,非私人所能及”⑤[《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1卷,第697頁。].此外,節製資本”和國家社會主義”也內涵著對無產者利益的關懷。孫中山認為世界一切之產物,莫不為工人之血汗所構成”,所以工人不特為發達資本之功臣,亦即人類世界之功臣也”。然而,工人卻受強有力者之虐待蹂躪”,甚至有功於資本家而反受資本家之戕賊”①[《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2卷,第115-116頁。]同民族、民權主義一樣,民生主義的局限性也是明顯存在的。首先,土地綱領中缺少使農民徹底擺脫封建壓榨和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內容。這不僅表現為“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主要著眼點在於土地漲價歸公”,因之對宅地”的重視超過了與農民利益攸關的耕地,同時,也反映在土地方案的實施方麵——國家“收歸的途徑②[朱執信在《土地國有與財政》一文中曾對收賣”製訂兩種辦法:先給國庫券而後償還”:劃定價值後有增價悉以歸官,然後隨時依價收買。”].
他不止一次地申明民生主義決非“奪富人之田為己有或“推倒富豪,如世俗所傳搶富濟貧之說”③[《黃遠生遺著》,第2卷,第121頁。],認為土地資本收歸國有之時”無需激烈恐嚇,迫之推讓”。要之,不必進行農人革命”。這種缺陷削弱了孫中山的土地綱領的科學性、革命性,並使它失去付諸實現的可靠基礎。其次,民生主義中的主觀社會主義——民粹主義因素具有消極意義。他把自己的社會經濟綱領視為“社會主義是不難理解的,當年青的中國資產階級企圖按照西方國家的形象進行社會變革時,資本主義世界的潰瘍業已暴露,曾經參與民主革命的“第四等級成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現代社會處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因此,中國資產階級在完成曆史所提出的任務——反對封建主義和發展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卻形成了主觀社會主義。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家耳”——這種似乎自相矛盾的論斷展示了孫中山的真實思想,將現實主義同主觀主義糅合起來,主觀社會主義的消極意義主要表現在兩方麵:第一,幻想由於中國的落後”而便於預防”資本主義弊害的觀念是臆造的。它幹擾人們對曆史必然趨向的正確判斷,削弱了革命民主派的社會經濟綱領的科學性;第二,力求使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得以畢其功於一役”的主張也是不可取的,它混淆革命的步驟,降低對於當前任務的努力”。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列寧提出:中國的民主主義者真摯地同情歐洲的社會主義,把它改造成為反動的理論。”①[《列寧全集》,第18卷,第155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北京版。]但是,做為先進經濟思潮的重要部分的民生主義具有不可低估的進步意義。首先,民生主義是促進資本主義化的綱領。盡管它被塗飾了主觀社會主義色彩,但實質上卻是最大限度地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土地綱領的實現將會消除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壟斷以及由此產生的絕對地租,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摧毀私有者的壟斷,在農業中比較徹底和完全地實現自由競爭。”②[同上書,第21卷,第48頁。]同樣,“節製資本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真正作用也是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允許私人資本在相當廣泛的範圍內充分發展:具有獨占性的大企業由國家經營。應當指出,“企業國有的形式並不確定地意味著社會主義。它的性質和作用,主要取決於社會基本生產關係和國家政權的性質。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仍然處於“向上發展階段,而革命民主派所要創立的“民國”——同其它資產階級共和國一樣——“實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北京版。]“國家社會主義”的意義不在於倡導者的主觀願望”,它可能產生的客觀效用才是關鍵所在。事實上,國有化”不過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種方案,因為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8頁。].其次,民生主義中的土地綱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民擺脫封建壓榨和獲得土地的意願,同時,也包含著對全體人民利益的關懷。“農民可以大蘇是孫中山畢生為之奮鬥的目標之一,他竭力使農民免除“地主從中脧削。孫中山還相信“平均地權”——“土地國有”將使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便可成為地球上最富的”,勞動者贍養尚不能敷”的狀況必須改變,應當使他們得其勞力所獲之全部。”②[顯而易見,這種主張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是不可能實現的。]再次,民生主義還包括對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貪婪榨取的譴責,以及對“壟斷之類“貽禍全國的揭露,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意義。總之,民生主義在近代中國無疑是最完整、最自覺的資本主義化方案——而對那個曆史階段說來,資本主義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進步趨向。
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是時代和革命的迫切需要。曆史已經證明,近代中國的正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既非農民階級的舊式秘密結社——它們普遍帶有宗教迷信和封建宗教色彩——所能承擔③[孫中山曾經指出:清世種密諸全黨……民族主義雖甚薄及,而內部組織仍為專製,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故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國父批牘墨跡》,第11頁)。],也非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各種“學會”——它們大都缺乏明確的政綱和組織原則——所能肩負,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必須自我組織起來,建成近代形態的政黨,發揮革命的中樞”的作用,才能勝任具有比較完全意義的民主革命領導重擔。AG亚游集团結束了傳統的封建帝製,而清王朝的顛覆則是孫中山領導的黨和人民一起推”的結果①[《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89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北京版。].所謂“孫中山領導的黨,主要是指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國同盟會。
當孫中山走上新辟的革命路途時,就把建立革命團體做為當務之急。一八九四年冬,他在檀香山的僑胞中成立了興中會。這個革命小團體雖然隻是略具雛形,但已大致具備了資產階級政黨的基本屬性。首先,興中會的綱領比較完全地體現了民主主義的原則。它在入會誓詞中規定了明確的奮鬥目標:“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章程》內容則洋溢著愛國主義——力求避免蠶食鯨吞”,瓜分豆剖”的厄運,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②[《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9頁。].在中國曆史上,這是第一個要求以共和國取代封建君主製的革命綱領。其次,興中會在組織原則方麵也一掃會黨的陋習。領導機構由會員推舉,會員之間的關係排除了封建宗法造毒。地域性的限製不再存在,興中會希望容納一切有誌華人”乃至外國友人:不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為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③[同上。]事實上,兩湖和江浙地區的畢永年、秦力山、吳祿貞和沈翔雲等後來都加入了興中會,宮崎寅藏等外國朋友也介入了興中會的活動。興中會員多為僑胞或粵籍的主要原因在於它還未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而它的領袖在初建階段尚未被廣大革命誌士所公認。興中會的建立有著重要的曆史意義,它是剛剛登上政治舞台的革命民主派的最早的組織形式,同時,也是這個政治派別初步形成的標誌。AG亚游集团史的上限追溯到興中會的建立,決不是偶然的。
興中會的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它在艱苦的十年戰鬥曆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興中會在僑胞中有著相當的政治影響,它在日本、南洋和歐美地區建立了分支和聯絡點。興中會在國內的政治影響也並不局囿於廣東,它同兩湖和長江流域的反清力量——主要是會黨——有著聯係。孫中山的早年戰友史堅如曾北上聯絡會黨,旋在香港建立了“興漢會。把興中會同廣東、兩湖和長江流域的秘密會社維係起來,推舉孫中山擔任總會長。可見,興中會的組織能量是客觀存在的。至於興中會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首先,興中會在傳播民主革命思想方麵起了先鋒作用。興中會的宣傳鼓動工作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清朝政府的昏庸腐敗,懂得“革新之機完全“遏絕於上,拋棄對現存政權的幻想,逐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在一九○○年後,興中會還必須同保皇黨論戰,揭露他們假革命、真保皇”的反動麵目,把惑於邪說”的人們——包括部分興中會員——解放出來。孫中山從一九三年起陸續發表了《敬告同鄉書》、《駁保皇派》等文章,以興中會在各地控製的報刊為陣地,向改良派大張撻伐,揭開了一九○五年——一九○七年間兩派大論戰的序幕。革命的思想啟蒙具有重大的意義,為民主革命的開展做了精神的準備。其次,興中會還把武裝鬥爭做為自己的主要活動。一八九五年的廣州起義雖因事泄流產,但卻以革命民主派從事的戰爭事業”的發端而載入史冊。一九○○年的惠州起義取得了很大的戰果,隊伍曾經發展到兩萬餘人,雖然結局仍歸失敗,而其政治影響是深遠的。正如孫中山後來所憶述:廣州起義失敗後,“舉國輿論大概為“咒詛謾罵之聲,惠州起義收束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之不成矣!”①[這種反映,無疑是革命影響擴大的表現。]這種意味深長的變化自然有形勢的影響,但興中會的堅持戰鬥也是重要原因。人們逐漸從興中會的活動中認識了它的革命性質,確信這些叛逆者都是誌士仁人。毋庸置議的事實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興中會是在最艱難困苦”的條件下——民主革命思想尚未廣泛傳播,維新運動頗有政治魅力,清朝政府的窳敗尚未徹底暴露——孤軍作戰的,它的多方麵活動,確是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所以在充分估計當時其它革命團體的意義時,不能貶低第一個革命民主派團體的曆史地位和作用。
從事變進程的角度看來,興中會在一定程度上為後來同盟會的建立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和幹部上的準備。孫中山在創建興中會時提出了“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綱領,又在以後的實踐中將它發展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從一九○三年到同盟會成立前,這個政綱先後為孫中山所聯係和建立的許多革命團體所采用(青山軍事學校誓約、中華革命軍誓詞、美州致公堂新章以及更晚一些的歐洲留學生革命團體的盟書)②[關於歐洲留學生的三個革命組織的名稱,說法不一。有稱歐洲同盟會者。吳稚暉認為“仍名興中會也(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冊,第43頁)。馮自由則認為檀香山的革命組織直到辛亥前仍稱興中會(《華僑開國革命史》,參見第37-38頁)。].待到建立同盟會時,已為大多數革命黨人所理解的三民主義政綱便被當然接受。其次,興中會在組織上也為同盟會提供了條件。盡管興中會員不滿五百,一九○○年後又沒有較大發展,但它在國外各地的分支及其在國內(主要是華南地區)的影響仍然是不可忽視的。正是這樣,興中會才成為同盟會組建的基礎之一。再次,興中會還為同盟會提供了一些骨幹。經過了十年的戰鬥曆程,興中會的創建者孫中山已經成為大多數革命黨人公認的領袖,並且在國際上享有廣泛的聲譽。一九三年出版的《孫逸仙》一書(黃中黃編譯)的序言指出:數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之一海賊也。”①[《AG亚游集团》,第1冊,第91頁。]時至今日,孫逸仙者,近今談革命之初祖,實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認”②[同上書,第90頁。]孫中山在當時無愧為最有威信、影響和經驗的革命家,由他來領袖群倫”是必然的。
甚至興中會的教訓,也為同盟會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一般說來,興中會始終存在著兩個弱點:第一,未能在國內各個地區立足紮根,同內地的革命力量聯係較少。興中會初創時有三分之二的會員為僑胞,而這種狀況後來也未發生根本的變化;第二,興中會員中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重較小。兩個弱點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係,給興中會的活動帶來了消極的影響。顯而易見,革命運動是不能僅僅依靠以國外為基地的“輸入。它的存在和發展,決不能離開內在的條件和因素。所以,革命黨人必須克服一切困難,千方百計地在國內各地立足紮根,而不能把主要的活動局限於國外,雖然促使僑胞的革命化是嚴重的任務。事實證明,這也是多次反清武裝鬥爭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樣,廣泛吸收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知識分子具有重大意義。做為其所隸屬階級的政治、思想代表,他們能夠承擔政治指導者的角色,加強革命組織的活動能量,提高它的鬥爭水平。興中會員中的革命知識分子比重較低,並不完全是客觀條件所造成③[孫中山曾經指出:革命黨人開始進行反清鬥爭時,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孫中山選集》,上卷,第65頁)。].對孫中山和他的戰友來說,存在著一個認識問題。隻是在一九○○年後,他才從實踐中意識到吸收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孫中山拋棄了過去所持的“謂秀才不能造反的觀念,對爭取更多的革命知識分子入黨“深以為然。他自己積極地結交留學生,向他們宣傳革命思想,還囑托廖仲愷、何香凝“物色有誌學生,結為團體,以任國事”①[一九○三年的拒俄運動,顯然是知識分子革命化的轉折之一。].從青山軍事學校到歐洲留學生革命團體的建立,顯示了孫中山在這方麵活動的實績。應當指出,孫中山在一九○○年後很少發展興中會員②[關於這個問題,馮自由憶述如下:“孫總理為癸醜秋嚐為餘言。興中會自惠州之役失敗後,極少收攬黨員,隻於壬寅冬在安南河內收得黃隆生……等數人,及癸卯、甲辰兩年間在檀島、舊金山收得曾長福……等三十餘人。故總理於庚於九月至乙已秋,結識留學界誌士及熱心華僑無數,多未使之加入同盟會。(《革命逸史》,第3集,第32頁)].他所聯係和建立的一些革命組織,也大抵不再冠以興中會的名義。這種情況表明,孫中山已經意識到興中會不能適應新的形勢和鬥爭,難以承擔革命之中樞”的大任,而開始為新的革命黨的建立創造條件。
隨著民族危機的深化和國內社會矛盾的激化,革命形勢的發展已經把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黨提上議事日程。必須將分散的革命鬥爭匯合起來,並把參差不齊的鬥爭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許多革命黨人親身體驗到這種時代的需要,深切理解這樁曆史的使命。他們采取了積極的態度,促使同盟會在一九○五年夏應運而生。在組建同盟會的過程中,孫中山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雖然有些革命黨人在一九三年後已經意識到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組織的必要,主張建立“中國本部統一會,做為“中央機關,建瓴而立,擴張其勢力線,挾風雷而走之,則雖泰西文明國大政黨於以樞府何以過之”③[《浙江潮》第2期,非省界”。].但是,隻有孫中山才最深刻、最痛切地認識到建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政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興中會成立以來的、“艱難頓挫的戰鬥曆程使他懂得:在中國這樣遼闊的土地上,單股的、不相匯合的水流是不可能“滌蕩舊汙的;隻有形成巨大的洪流,才能衝毀傳統的封建帝國的堤防。他回顧了十年來的戰鬥,確信“但從分道揚鑣,終不如集中力量,事較易濟”①[張永福:《南洋與創立民國》,第9頁。].所以,他決心“召集同誌,結成大團,以圖早日發動”②[同上書,卷首原函影印。].為了推動和實現革命的聯合,組織全國性的、統一的政黨,孫中山反複向革命黨人指出: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必要。”同時,他還在其它革命團體的骨幹中間進行廣泛的聯絡工作。經過了相當充分的醞釀,條件終於成熟。在孫中山和黃興等人的倡導下,建立了以興中會、華興會和光複會為基礎的中國同盟會。
同盟會的成立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史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標誌著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活動進入新的階段。從各個方麵看來,這個正規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遠非先前的革命團體所可比擬。首先,同盟會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確認為鬥爭綱領。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無疑是對民主革命的主要課題的較好概括,堪稱為完整的、自覺的民主主義綱領。同興中會初創時的政綱相比有著長足的進展,主要是明確了共和國的觀念和補充了社會經濟方案。較之華興會、光複會的政綱則具有更豐富的民主主義內涵,大漢族主義——種族主義有所消弭。同盟會的綱領表明,它在政治、思想上趨於成熟。其次,同盟會在組織方麵也大有改進。它效法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組織機構采取了三權分立的原則,設立了評議、司法、執行三部,總理則由會員每四年公舉一次,秘密會社的封建宗法習氣徹底消除,同盟會具有了近代政黨的形態。再次,同盟會員的主體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做為其所隸屬階級的政治思想代表,他們勝任政治指導者的角色。大量的革命知識分子加盟,增加了同盟會的能量和活力,同時,也密切了同盟會同國內的聯係。第四,在同盟會內部形成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領導集團。孫中山被一致推舉為總理,在他周圍團聚了黃興、宋教仁等一批較有威信和經驗的領導人(其中,相當部分原是華興會、光複會的中堅分子)。這個領導集團保持了相對的穩定,基本上承擔起領導的重任。第五,同盟會製訂了比較完整的方針和政策。一九六年秋冬,孫中山與黃興、章太炎等製訂了同盟會的《革命方略》。它包括八個重要文件:《軍政府宣言》(通稱同盟會宣言),《軍政府與各國民軍之條件》、《招軍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條件》、《略地規則》、《對外宣言》、《招降滿洲將士布告》、《掃除滿洲租稅厘捐布告》,供各地革命黨人武裝起義時應用。除《軍政府宣言》具有綱領性外,其它條件的內容主要關乎方針、政策問題。後者體現了前者的精神,成為革命黨人在鬥爭中所遵循的準則。第六,同盟會是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政黨。除本部外,同盟會在國內設置了東(上海)、西(重慶)、南(香港)、北(煙台)、中(漢口)五個支部以及隸屬於各支部的各省分會。在國外,設置了南洋、檀香山、歐洲和美洲四個支部。僅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加盟者就達一萬餘人。同盟會擺脫了先前一些革命團體的地域性和分散性,真正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中樞。正是這樣,同盟會的建立有力地推進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在短短的幾年中,同盟會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兩個方麵的活動:同保皇派勝利地開展了空前規模的論戰,廣泛傳播了民主革命思想,批駁了反動的保皇謬論,為AG亚游集团掃除了思想障礙;堅持武裝反清鬥爭,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從而,為AG亚游集团——全國範圍的武裝反清鬥爭——積累了必要的基礎和條件。事實上,同盟會的建立成為革命高潮的起點:“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裏,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孫中山隻是在這時意識到勝利並非遙遙無期,確信“革命大業可及身成矣!”①[《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76頁。]當然,做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政黨,同盟會不可能不反映他所代表的階級的軟弱性及其它弱點,並表現為自身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蕪雜渙散。不少同盟會員對三民主義綱領缺乏全麵的理解和信仰,他們實際上是“一民主義者或“二民主義者。這種政治上、思想上的不統一,嚴重削弱了同盟會的戰鬥力。同樣,組織上的渙散現象也是明顯的。門戶之見甚深,小團體和宗派習氣頗濃。光複會的一些成員加盟後依然不能舍去原有的旗號,他們的許多活動仍舊采用光複會的名義,上述缺陷在革命的低潮期往往惡性膨脹起來,甚至導致分裂的趨勢。於是先有共進會的建立,這個團體的主要成員並未否認同盟會,雖然他們更改了三民主義的綱領,又在組織活動方麵恢複了某些會黨習氣。稍後,章太炎、陶成章等在京成立光複會總部。他們對孫中山進行了無原則的攻擊和汙蔑,在一九○八年後的困難階段發生了十分有害的影響。直到AG亚游集团前夕,宋教仁等還在上海建立了同盟會中部總會。它雖然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方分會為友邦,”②[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冊,第121頁。]也對長江流域的革命運動有所推進,但卻在“章程中刪略了民生主義,並在另立組織的重大問題上沒有先期征得同盟會本部領導的同意。因此,中部同盟會的建立也具有分裂傾向。不過,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這些帶有不同程度的分裂傾向的活動並未造成同盟會的瓦解,也沒有否定孫中山的領導地位。在度過了短暫的低潮期後,成為AG亚游集团前奏的三月二十九日(農曆)廣州之役依舊是孫中山與同盟會所策劃和領導的。至於點燃了AG亚游集团火焰的武昌起義,則是湖北新軍中受到孫中山與同盟會的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的士兵和下級軍官所發動的。該省的兩個主要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領導人,也大都是同盟會員。這就不難理解湖北革命黨人在發難之初就打出了孫中山的旗號,因為——正如打響起義第一槍的熊秉坤所宣稱——“孫先生乃革命創始者,黨人遍布全國,雖間有名目殊異,而尊崇孫先生則一也”①[熊秉坤:《武昌起義》,第255-256頁。].而當孫中山返國後立即被推選為首任臨時大總統,也就是完全合乎邏輯的結果。
孫中山參以創建和領導的同盟會,是AG亚游集团的主要組織者。在民主革命浪潮洶湧澎湃的年代,它無愧為“革命之中樞。這是曆史的真實,決非某些片麵的、表麵的現象或假象所能掩蔽。“中華民國何以成?以有同盟會”——孫中山所做的曆史結論,確是客觀存在的真實寫照。
堅持反清武裝鬥爭,是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活動的特點和優點。所以如此,是由於他們在這方麵的理論和實踐反映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某些規律。嚴峻的現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裏,人民群眾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榨,而沒有起碼的民主和權力。對現存社會秩序的任何反抗,都會招致封建專製政權的殘酷鎮壓。甚至溫和的戊戌維新運動,也以“六君子的血灑長街而夭折。為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政府偶而作出的“改革姿態,實質上都是為了苟延殘喘的狡猾政治手段。以清末的“假立憲為例,無論是尚未兌現的欽定《憲法大綱》,還是已經開設的諮議局、資政院,絲毫沒有改變人民的無權狀態。因此,革命黨人和廣大群眾為獨立、民主和富強而鬥爭,不可避免地要訴諸暴力手段,即通過武裝起義推翻清朝政府。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認識和實踐了這個道理,對於他們從事的革命事業大有裨益。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從孫中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清的武裝起義。到了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跡,直到AG亚游集团,武裝推翻了清朝。”①[《毛澤東選集》,第533頁。]對於革命暴力手段在鬥爭過程中的重大意義,孫中山並非一開始就已認清。隻是在經曆了一段實踐活動後,他才獲得了武裝反清鬥爭的觀念。農民起義和戰爭(特別是太平天國)曾給他以影響,但最終使他踏上武裝反清鬥爭路途的還是實際生活的教訓。在上書李鴻章失敗後,他終於“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②[《孫中山選集》,上卷,第24頁。]甚至以君主立憲取代封建專製,“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③[同上書,第67頁。]這是因為指望統治者“來將國家改革,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他們迫於形勢而作出的“改革諾言,也隻能是“舍本逐末的、“用以綏和民眾騷動情緒的具文”①[《國父全集》,第3冊,第31頁。台北1973年版。].正是這樣,所以孫中山創建興中會後立即著手策劃廣州起義。後來,又發動了著名的惠州起義。革命黨人展開了多方麵的活動(宣傳鼓動、籌款、聯絡會黨……),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服務於反清武裝鬥爭。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馬上派遣會員分赴華南、西南和長江流域,進行實地調查,準備武裝起義。一九七——一丸一一年春,孫中山在西南地區(主要是廣東)策劃了八次起義——潮州黃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之役、河口之役、廣州新軍之役和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在鎮南關之役中,孫中山親登鎮北炮台轟擊清軍。對於其它地區的反清武裝鬥爭,孫中山也極力給予支持。
直到AG亚游集团前夕,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所策劃的多次起義都失敗了。造成這種悲劇性結局的原因很多:沒有鍛煉成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裝;從外麵“輸入糧械乃至戰鬥人員;各自為戰,不相聯屬……。而最根本的弱點則是沒有深入發動和組織群眾(特別是廣大農民),致使起義缺乏堅實的群眾基礎,帶上了不同程度的軍事投機和軍事冒險因素,不具備取得勝利的主要條件。但是,決不能因此貶低反清武裝鬥爭的重大意義。持續不斷的起義,給予清朝統治者以沉重的——尤其是在政治上——打擊。同時。一幕幕悲壯的史劇也大大激發了群眾,提高了革命黨人的威望,擴大了革命的影響。事實上,每一次武裝起義都為最終推翻清朝政府積累著勝利因素。廣州的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更成為AG亚游集团的序幕。正如孫中山後來所指出: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入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①[《總理全集》(胡漢民編),第1卷,第1054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AG亚游集团就是一次全國性的武裝起義。這場規模空前的反清鬥爭,無疑是在過去多次起義基礎上爆發的。對於革命黨人的“戰爭事業,必須視為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興中會到同盟會,十餘年的武裝鬥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同時,也鍛煉了一大批懂得武裝鬥爭的幹部。盡管孫中山在長時期內對“戰爭事業的經驗和教訓未能作出科學的總結,但前一階段的鬥爭實踐還是為後來的反清武裝鬥爭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因素。孫中山開始策劃武裝起義時大都借重會黨力量,他認為“借會黨暴動為可靠”②[《AG亚游集团回憶錄》,第6冊,第5頁。].他和他的戰友結納會黨,加入洪門,借用秘密結社組織,以會黨成員為發難的主力軍,然而,幾次起義的實踐證明:這種方式雖然利於迅速發動,但往往不能堅持到底。由於會黨組織形式的落後,特別是它的成員缺乏革命意識和組織紀律性,所以常是一哄而起”接著一哄而散”。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初步總結了這種經驗和教訓,認識到革命起義,不可專恃會黨。今宜采取入虎穴得虎子之法,取得新軍,始可成事”③[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4篇,第1352頁。].從一九○八年起,孫中山開始注重新軍,革命黨人對有不少愛國知識分子參加的新軍作了大量的工作,吸收了許多士兵和下級軍官入盟。廣州新軍之役就是以新軍為基幹。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也是計劃以新軍為主力。而在武昌起義中,新軍更是充當了先鋒和骨幹。其次,在武裝起義的戰略部署方麵也積累了具有借鑒意義的經驗和教訓。孫中山長期側重西南地區和邊境一帶,多次在這個範圍內舉義,這種戰略部署雖有其客觀原因,但也反映了他的決策的偏頗——過於強調了海外“輸入和“接濟的因素,忽略了其它地區(特別是長江流域)的革命形勢和群眾的要求。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敗後,湘、鄂、贛等省的同盟會員總結了“偏於一隅的深刻教訓。中部同盟會派出代表“分赴江、浙、皖、贛、鄂、湘、川、陝,策劃各省同時大舉。把武裝起義的中心轉移到長江中、下遊,適應了當時的革命形勢,為後來武昌首義提供了有利條件,對AG亚游集团起了積極的作用。再次,多次起義還為組織具體戰役積累了經驗和教訓。繼黃崗之役和七女湖之役後,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們於同年再次發動防城之役。初步總結了過去的不足之處,孫中山派遣王和順深入欽州腹地“三那一帶領導農民起義。
由於有著萬餘農民的參與,壯大了起義的聲勢。為了繼新軍之役後在廣州重舉義幟,孫中山同許多同盟會骨幹在檳榔嶼會議上較為認真檢討了過去武裝鬥爭的得失。他們決定加強同盟會的領導,派遣優秀的同盟會員充當發難的“選鋒”——骨幹和突擊隊;廣泛發動各種力量,以新軍為主力而輔以防營、會黨、民軍和綠林;以廣州起義為起點,把革命的火焰引向全國。盡管這次反清武裝鬥爭仍然失敗,但其鬥爭水平和影響確是空前的。至於在起義過程中磨礪出一大批熟悉武裝鬥爭的骨幹,對於革命事業顯然有著重大的意義。歸根結蒂,武裝鬥爭是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革命事業離不開“戰爭事業,無疑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一條意義深遠的規律。
以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為發端,孫中山毅然踏上武裝反清的道路。十七年的戰鬥曆程充滿了艱苦和犧牲,許多革命黨人流盡了最後一滴鮮血。然而,他們始終堅持鬥爭,前赴後繼,不怕犧牲,屢蹶屢戰,為革命的勝利積聚著因素。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新軍的槍聲終於點燃了焚毀清王朝的燎原大火。曆史證明,這個封建王朝的覆滅既非“自己交出政權的結果,也非立憲派的請願所造成,而隻能是革命民主派所領導的反清武裝鬥爭所導致。
由於革命黨人的長期戰鬥和人民群眾的英勇奮起,武昌起義的槍聲在遼闊的中國土地上迅速得到了反響。這年年底,一半以上的省份已經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而“獨立。清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革命處於凱旋行進的高潮階段,雖然政治的逆流也在潛滋暗長。盡管百廢待興,但擺在革命黨人麵前的首要任務是:摧毀封建帝製,建立民主共和國。
在這關鍵的時刻,孫中山從歐洲返回祖國。自從一八九五年的廣州起義流產後,他長期被迫流亡異域。十二月下旬,他經由香港抵達上海。做為被一致公認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元勳和領袖,孫中山理所當然地被各省代表推舉為即將誕生的共和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對他說來,國外的長期活動階段結束了。他現在親臨“前方,“身當其衝地直接領導革命運動。
同西方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不同,AG亚游集团並不是以共和政權建立為其基本完成的標誌——從根本意義而言,舊民主主義革命始終未能基本完成。因此,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麵臨著嚴重複雜的任務。建設共和國,捍衛共和國。形勢的日趨險惡並不在於清朝政府的垂死掙紮,因為它的瓦解已是指日可待。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袁世凱才真正是同革命黨人較量的主要對手。這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陰險狡詐的權術家得到了帝國主義和國內一切反動勢力的支持,他們急於挑選這個強有力的人”來使正在崩壞著的舊秩序在已經形成的新形勢中穩定下來。袁世凱全部活動的中心內容,即在於此。其次,立憲派的卷入革命浪潮也加劇了形勢的複雜性:一方麵,他們的活動促進了光複”、反正”或獨立”過程;另一方麵,他們眼明手快地攫取政權——為此,甚至殘酷屠殺革命黨人,力圖阻抑革命的深化,大肆製造“非袁莫屬的輿論。再次,從革命隊伍內部看來,同盟會正在迅速地趨於渙散瓦解,“革命黨消不幸成為曆史的真實寫照。革命的進程仍在繼續,失敗的陰影卻在擴展著。共和國在誕生時,就麵臨著被扼殺的厄運。
孫中山並沒有陷入盲目的樂觀和輕信,他意識到麵前的嚴重鬥爭任務。因此,他在返國途中舟經香港時拒絕了“退都粵中,以修戰備的請求,決意前往滬、寧,主持“對內對外大計。甫抵上海,他就宣稱自己“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在同盟會本部臨時會議上,他指出當前形勢還是“元凶未滅,如虎負嵎,成敗不可預睹。即日成矣,而吾黨之責任豈遂終此乎”①[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篇,第79-80頁。]!要求同盟會員緊密團結,貫徹三民主義政綱。他認為已經開始的南北議和決不意味著放棄革命目的”,更不能夠鬆懈鬥誌:和議無論如何,北伐斷不可懈。”②[《總理全集》(黃季陸編),文電”,第22頁。]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比較全麵地說明了自己的職責:能盡掃專製之流毒,確定共和,普利民生,以達革命之宗旨,完國民之誌願,端在今日。”③《孫中山選集》上卷,第82頁。[《列寧全集》,第24卷,第18頁。]顯然,遵循《革命方略》的準則,滌蕩舊汙以建立共和國製度,乃是孫中山當時思想中的主導方麵。
做為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領袖,孫中山熱望在新政權中有所建樹。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①.在赴寧就職前,孫中山在上海寓所內和一些同盟會骨幹討論政體問題。他堅決主張總統製,反對實行內閣製,因為,在當前這種“非常時代不宜對於“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製之法度”②[《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3輯。].他不顧“北方將派大軍渡江的流言和汪精衛等借故勸阻,毅然赴寧就任。盡管孫中山曾組建和主持的臨時政府困難重重,而其短暫的過渡性也或定局,但是,他在短短的三個月中還是竭盡全力扶植新生的共和政體。在他的積極倡導下,臨時參議院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製訂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起草過程中,孫中山強調“要定一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所以如此,一以表示我黨國民革命真意義之所在,一以杜防盜憎主人者,與國民共棄之”③[《居覺生全集》,下冊,第548頁。].《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頗不完備,也未真正實行,但這個具有憲法性質的文獻確是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變局,吾民破天荒之創舉也”④[《孫中山選集》,上卷,第157頁。].它所包涵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對於長期被封建專製所君臨的中國社會有著重大啟蒙意義,同時,也成為後來孫中山同袁世凱以及北洋軍閥鬥爭的武器之一。在此期間,臨時政府還陸續公布了三十九項法令。在革除封建陋習和發揚民主方麵,主要內容為剪發辮、禁纏足、廢除體罰刑訊、取締封建等級稱呼、不準販賣人口和拐騙華工、取消奴婢賣身契約、保護人民和華僑生命財產……。在文化教育的除舊布新方麵,主要內容為禁止“小學讀經,教學內容不得有悖“民國精神,大力發展國民教育……。此外,還有些條例是鼓勵資本主義工商業和農墾業的,這些法令大抵成為具文,但表明了孫中山忠實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原則。
毫無疑問,同袁世凱的較量才是孫中山當時的活動——也是整個社會政治生活——的關鍵。當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虛位待袁已成定局。國內外反動勢力、立憲派乃至革命民主派的主要領導人在這一點上基本取得一致:清帝退位,北方承認共和,推舉袁世凱為大總統。在這種難以有所作的情勢下,孫中山在同袁世凱的對話中表現出兩種傾向:一方麵,他對袁世凱保持著一定的戒心,堅持共和製度,維護革命原則。他認為“清帝退位,宜布共和的宗旨是不可動搖的,南北議和與統一不能離開“民國鞏固的前提。同時,準備督師北伐以“共破虜巢。對於袁世凱的露骨的反革命行徑,也給予了反擊。當袁世凱陰謀同時取消南、北政權而自立政府於天津的消息傳來,孫中山表示了強硬的態度,斥之為“民國之蠹,確信“舉國軍民均欲滅袁氏而後朝食”①[《國父全集》第3冊,第186-189頁。].直到清帝退位,袁世凱表示擁護共和”,孫中山在薦袁以自代後依然對信誓旦旦表忠於共和國的繼任臨時大總統心存戒備,並在解職前製訂了一係列防範性的措施。為了製止袁世凱的背叛,孫中山提出了下列要求:袁世凱必須宣誓服膺共和,永絕帝製”;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南京政府頒布的一切法製章程”;定都南京,到寧宣誓就職。上述措施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卻表明孫中山在離職前夕仍在為了保障共和”而憚精竭慮。另一方麵,孫中山的確對袁世凱的反革命真麵目認識不夠。這個善於以假麵示人的竊國大盜的表演,時而蒙蔽了孫中山的眼光。這種認識,特別是非袁莫屬”的政治傾向的形成,使得孫中山不隻一次地向袁世凱表示虛位以待”,並最終讓位於袁世凱。上述兩個方麵中,前者占有主導地位。然而,後者卻變為現實。所以如此,主要是為客觀情勢所造成。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革命運動的成敗,最終取決於鬥爭雙方的力量的對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階級力量的對比不利於民主革命運動——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相對強大,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則相對弱小。這種嚴酷的實際,在當時的南北對峙中充分展現。同手握軍政大權、受到國內外反動勢力積極支持的袁世凱成為鮮明對照,南方革命政權處於極其困難的境地。在政治方麵,逆流逐漸擴大。立憲派充當了擁袁的吹鼓手,充分發揮了他們的惡劣影響。更為嚴重的是同盟會的蛻化,維時官僚之勢漸張,而黨人之朝氣漸餒,隻圖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驟減冒險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將順,而漸被同化矣!以是對於開國之理想,多附官僚之主張”①[《國父全集》第2冊,第165頁。].許多領導者頗向於妥協,甚至譏諷孫中山的原則性主張為“理想太高。胡漢民後來憶述起這段曆史,承認他和汪精衛在導致袁世凱攫取總統職務的南北議和中起了“功魁或“禍首的作用,因為他自己“力挽先生之意於內,而汪精衛則“極力斡旋於伍廷芳、唐紹儀之間”②[《胡漢民自傳》。《革命文獻》,第3輯。].在經濟方麵,臨時政府瀕於絕境。以軍費言,月需五百萬元維持南京和各地的近二十萬軍隊。其它的各項開支,數量也頗可觀。但是,收入卻數量甚微而又不穩定。海關稅收被帝國主義以各種無理借口所凍結。兩淮鹽稅為張謇——已任臨時政府的實業總長——所把持。獨立各省沒有上交分文賦稅。工商業稅也無形取消。四個月內,臨時政府的各項收入(包括銀行借款、公債、軍用紙幣和江南造幣局的收入等等),合計不過七百四十六萬元和四十六萬兩。財政部甚至連月份收入概算都無從著手,因為它“向以全國賦稅為大宗。自光複以來,各州縣經理款項,應劃歸中央政府者,雖早經本部通電催解,而各該省迄未照解前來,以致收入亦無從概算”①。在軍事方麵,也是困難重重。由於軍費無著,各軍催索銀餉的代表紛至遝來,陸軍總長黃興焦灼成疾,表示一旦南北交鋒,“自度不能下動員令,唯有割腹以謝天下。大量民軍的被迫解散,則使革命黨人喪失了得以控製和影響的武裝力量。在這種形勢下,孫中山雖然表示“於民國安危最有關係的問題“在所必爭,實際往往“半籌莫展。“忝為總統,乃同木偶。”②[《國父全集》,第3冊,第285頁。]正是力量的對比、客觀情勢和條件,在最大限度上決定了事變進程的趨向。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並不是什麽厭薄權勢利祿”的高蹈,而是出於不得已。做為一個階級、政黨的代表,孫中山從未對政權表示過冷漠。讓位的行動不是AG亚游集团失敗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這種錯誤的決策當然會產生消極的作用,所以它成為AG亚游集团的降弧——如果不是終結——的標誌。後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做出了正確的總結:曾幾何時,已為形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專製階級謀妥協,此種妥協實間接與帝國主義相調和,遂為革命第一次失敗之根源。……夫袁世凱者,北洋軍閥之首領,時與列強相勾結,一切反革命的專製階級,如武人官僚輩,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權讓渡於彼,其致失敗,又何待言!”①[《孫中山選集》,下卷,第521頁。]曆史證明,軟弱的資產階級不能勝任所承擔的曆史使命。
不過,孫中山並非沒有給曆史進程打上自己活動的印記。客觀條件製約著人們的活動,傑出人物的表演脫離不開曆史的舞台。因此,對於讓位給袁世凱的問題不宜苛求於個人。但是,在曆史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判明他的活動是否達到可能的深度、廣度和高度則是應當的。在這種意義上,孫中山的讓位及在此前後的活動留下了深刻的教訓。首先,孫中山在革命高潮階段未能堅持和發展革命綱領,反而一度認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實現,當務之急“即民生主義是”②[孫中山:《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人民日報》,1956年ll月11日。]在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後,更把主要精力放在倡導“社會革命方麵。這種不科學的政治論斷必然會造成消極後果,妨礙人們認清當前社會生活中的主要矛盾,降低對現時中心任務的主力,減弱了同袁世凱竊國活動的鬥爭。其次,孫中山在群眾奮起的時刻未能予以充分的發動和組織。一方麵,革命黨人沒有高舉鮮明的反帝反封建旗幟,未曾把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嚴重課題提上日程,從而動員群眾——特別是農民投身於革命洪流。另一方麵,各地的革命黨人甚至采取了壓製群眾鬥爭和大量解散民軍的措施,既挫傷了人民的革命積極性,也削弱了革命民主派的群眾基礎。正如列寧所指出:沒有能把充分的中國廣大群眾吸引到革命中來”:吸引真正廣大的人民群眾來積極支持中華民國這件事做得很差。”①[列寧:《中國各黨派的鬥爭》。《曆史研究》,1976年第2期。]這樣,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民主派就未能組建成一支足以克敵製勝的大軍——為了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強固統治,必需具有由革命理論掌握群眾而形成的巨大物質力量。AG亚游集团悲劇性結局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此。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突出地表現在這裏。至於孫中山薦袁以自代的行動雖有其內在的社會原因,但無疑是錯誤的。對此,孫中山後來曾不止一次地承認過。把最重要的、關鍵性的職務交給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無論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不足為訓的。應當以曆史的觀點看待這個問題,而不宜局囿於個人品質的評價。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孫中山在臨時參議院發表的解職詞中宣稱:“三月以來,南北統一,戰爭告終,造成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②[《國父全書》,第477頁。]然而,頗有諷喻意味的事實是:他的解職決不表明AG亚游集团的完滿結束,卻標誌了AG亚游集团的失敗終局。即使把後來的“二次革命、“護法運動視為AG亚游集团的延續,那麽,前者不過是強弩之末,後者則隻是微弱的回聲。孫中山和革命民主派領導了偉大的AG亚游集团,建樹了不朽的業績。但是,他們不可能把革命引向真正的勝利。這是曆史的必然:不僅由於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還因為孫中山所隸屬的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異常軟弱,缺乏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和性格。
曆史進程雖然往往出現暫時的逆轉,但決不會停滯不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拓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已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所取代。始終堅持戰鬥、但卻迭遭挫折的孫中山積極迎接了曆史的轉變,他帶著長期革命鬥爭——特別是AG亚游集团——的經驗投身於新的戰鬥。在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下,孫中山以革命精神重新闡釋了三民主義,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改組了中國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適應了曆史的特點,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推動了北伐戰爭的發展。這場以廣東為策源地的大革命風暴,才“把袁世凱留下來的軍閥係統打敗了”①[《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00頁。].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經過了三十年艱苦卓絕的戰鬥曆程,終於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務。
綜上所述,孫中山在AG亚游集团中的首要曆史地位和作用是無可置辯的。
確認孫中山在AG亚游集团中承擔了“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決不意味著貶低或抹煞其它領導者和有關團體的曆史地位和作用。任何傑出的領導者都對革命運動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因為近代形態的政治運動有其特點——它的領導者不是個人,而是一個集團。其它有關團體對革命運動具有重大意義,因為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大國,隻有依靠各地廣大革命黨人和群眾的英勇戰鬥,才能在全國範圍內燃起革命的燎原大火。甚至應當承認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即某些領導者在一定階段和個別問題上的影響接近或超過了孫中山。然而,從革命運動的整個過程和全局看來,孫中山的曆史地位和作用,終歸是不可比擬的。
孫中山領導了偉大的AG亚游集团。AG亚游集团鍛造了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孫中山。(來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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